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他颇为感叹地想道：“盗版还是不如正版受欢迎啊！只是名字怎么会是《强学篇》呢？看来历史发生地变化和偏离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个《强学篇》由于综合借鉴了自己的许多观点，到是比《劝学篇》完善了许多，而且凭着张之洞的影响力，那些变革主张应该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吧！”
一切都像冯华所预料的那样，张之洞的《强学篇》果真如《劝学篇》一样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交口称赞，也使得很多原本有争议的变革设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就连人们争论最多的“在旅顺、大连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也由于慈禧的一句“祖宗之制，应因时制宜，因时变而制宜适也。”以及获得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和王文韶等几个最具实力地方大员的一致支持而顺利得以通过。
只是总的变革方针虽然定了下来，但在确定每一项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时却又掀起了波澜，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这两件事更是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
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新事务，几乎没有人知道究竟该怎样进行，因此如何筹建以及让什么人来负责这件事就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而编练新军则属于老问题，早在黄海海战之后，在北洋舰队当差的洋员德国人汉纳根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改革军制，筹建新军”的建议。
汉纳根在其所上的《条陈节略》中称：“以今而论，与倭大战，恐无胜理。惟有阻遏倭人，不敢长驱直进，才可以慢慢利用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另外，他还针对中国的军力提出了“赶练10万新军以备大战，添购船炮以固海军”的具体制胜方案。
汉纳根的这些建议令光绪颇为动心。为此，清政府于1894年11月2日，成立了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以庆亲王奕匡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为会办的督办军务处。其后十余日，督办军务处大臣就练兵数量、外员聘用、经费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几经争论修改，终于敲定了“以中员为督办、由户部筹款，四个月练兵五千人”的编练新军方案。
11月15日，光绪发布上谕：“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就这样，胡燏棻遂在天津卫马厂（旋移驻小站）开始练兵，到1895年3月14日，共编成新军10营，名为“定武军”。但这5000人的新军仅仅是采用西式训练，在编制上仍未突破淮军每营500人的成案，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制改革。
如今，由于冯华、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人一再提出编练新军的议案，因此光绪决心进一步加大军制改革的力度。可是在具体编练多少新军，以及由谁编练的问题上帝后两党却再一次展开了针锋相对地较量，每一方都想把这股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军事力量抓在自己手中。
颐和园仁寿殿上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庆亲王奕匡、礼亲王世铎、徐用仪、孙毓汶、刚毅以及荣禄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丹陛下等着太后的垂问。为了确定设立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的人选，他们几个虽然在私下里已经讨论了好多回，但依旧未能将意见统一起来，没奈何只得又跑到颐和园，听听老佛爷对此事是何看法。
变革的进程推进得如此之快，慈禧也有些始料不及。不过目前的变法主要是经济军事改革，并未牵扯太多，而且只要一切都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是变得再多也无所谓。看着众人还在等着自己，慈禧温和地说道：“你们谁先说说自己的想法？”
见众人都没有先说话的意思，孙毓汶上前一步奏道：“启禀老佛爷，最近这几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的人选问题上。臣以为经济特区虽然只是一个试验区，但旅顺、大连乃是我大清的龙兴之地，且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以后更大范围变革的施行，因此必须派一个既懂洋务，又老成持重之人予以主持；关于编练新军，臣以为冯华、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人的意见颇为有理。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提高咱们大清的实力，恐怕泰西列强们也会继倭奴之后想分上一杯羹，因此编练新军已经势在必行。至于人选，臣觉得临榆镇总兵冯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麾下的义勇军就是他以西洋之法训练出来的，而具体的效果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了，整个大清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编练新军的了！”冯华的那一份儿重礼以及一直表现出来的恭谨有礼，让孙毓汶感到很是满意，况且他已从李莲英那里得知太后对冯华也很是重视，因此他率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冯华进行了大力举荐。
刚毅在私下里讨论时，就对孙毓汶的这一建议心存疑虑，此刻立时出列反驳道：“奴才以为孙大人的考虑有欠妥当。诚然冯华是编练新军的最适合人选，但他毕竟是从西洋回来的，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心有异志，但‘防人之心不可无’，绝对不宜让他独自作大。”向来顽固守旧、不知变通的刚毅，这一番话却说得颇合慈禧心意，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以威胁到她对大清的统治。
见太后对刚毅的话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徐用仪见风使舵地说道：“臣也以为让冯华编练新军不妥，他的义勇军本就战斗力超强，如果再得到朝廷在枪械和粮饷上的支持，岂不是如虎添翼。再说他的驻地在临榆，扼守着出关入关的咽喉要道，又与京畿近在咫尺，一旦有变，朝廷不可不虑啊！”
听到这里，脑筋向来转弯儿不太灵活的庆亲王奕匡犹犹豫豫地说道：“冯华现在的威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就是咱们可以不理会翁同龢、李鸿藻他们的提议，可是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地方大员的举荐又如何能置之不理。而且除去冯华，还有人可以当此大任吗？”
“太后，奴才以为现闲赋在津的原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务大臣、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可胜此重任。袁世凯家世将才、志气英锐、娴熟兵略、任事果敢，是一个难得的知兵之臣。如令其练新军，不但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而且也不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荣禄突然插嘴道。
众人的议论，让慈禧也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些观点可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坚决对冯华进行打压，岂不是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仔细地权衡了一番，她才眉头一展、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几人说的都有些道理，对冯华的使用确实需要详加斟酌。不过，凡事也不可太过执着，该用的人还是要大胆使用，只不过方式可以变化一下。”
说罢，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地笑容，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自己的控制下进行……
第十四章大义炳寰宇
随着朝野上下变法改制呼声的日益高涨，帝、后两党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一连串激烈的较量，经过反复争论以及互相妥协，两股政治势力终于暂时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平衡。而凭借着辽东大捷的赫赫威名，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对象的冯华和义勇军则成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最大受益者。
5月末、6月初，身体刚刚复原的光绪皇帝，接连向内外臣工发布了几份儿影响深远、使臣僚为之震悚的硃谕、明诏，一场关乎中国兴衰存亡的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5月30日，光绪发布“罪己”硃谕。称条约批准之际“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实有万分为难之情事”，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以期“君臣上下，艰苦一心，痛除积弊，革新自强”。
在“一言兴邦”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往往是至关重要的。而像光绪这样下诏罪己，亟求变法自强的硃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因此，光绪的这份感人至深的硃谕一经发布，立刻就在京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那些同情皇上，颇具爱国之心的廷臣士子更是深受感动，每每在阅读硃谕时或潜然落泪，或痛哭失声。
5月31日，光绪颁布明诏，称“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自当急起变法以应之。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只有采天下之舆论，效万国之良法，才可应此危局。然中西所遇不同，故需因时制宜，以尽适今……。”
为此，光绪在诏书中宣布从即日起，以冯华、张之洞的变法方策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对教育、经济和军事进行全面变革，具体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辽东金州厅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在其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变法试点，而各省则由其督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酌情进行；第二阶段根据“旅大经济特别区”实施变革的经验，对改革变法方案进行调整，并在各省予以推广；第三阶段，在以上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对其他方面进行变革
6月1日，光绪再次颁布明诏，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命。鉴于“旅大经济特别区”地理位置以及变革成败的极度重要性，任命原临榆镇总兵冯华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办事大臣，加尚书衔；任命李九杲、邢亮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帮办大臣，加侍郎衔；任命周天宇、黄德贵为左右参赞，加按察使衔；
委派冯华和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分别以义勇军、定武军为基础，在旅顺和天津小站各编练新军8000人，尝试对原有的军制进行改革；
鉴于辽东战事已停，着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即日进京复命，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则仍回湖广总督任上……
天阴沉沉的，树梢一动也不动，凝滞了的空气更是湿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几只小燕子扇动着沉重的翅膀，在低空来回地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