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了拉拢他，请他担任内政部长，他坚辞不就。
汪精卫从北京南下路过山东要与他会晤，他也不予理睬。
他离开泰山时，对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谈话，并和李烈钧、程潜等15人通电全国指责报告书的谬误，要求南京政府“于政策要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
冯玉祥将军虽然有一颗抗日心，但对蒋介石未产生任何影响。
这使他认识到，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这时，其部将宋哲元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
察省地处偏远，易于开展活动，他遂于1932年10月9日到达张家口，开始进行抗战准备工作，并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1933年1月，共产党派宣侠父、张存实等来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策划抗日具体计划。
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加在一起，足有20余万人，组织起来可以打几个大仗，但又苦于没钱。
正巧，朱庆澜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募了些款子。
听说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同盟军万事俱备，只差钱粮，便派人送去十万现洋。
这时，冯玉祥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也来到察哈尔。
吉鸿昌一见到老首长，不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他为国难当头，政府不抵抗而伤心。
他向冯玉祥表示，此次来找老首长不为别的，只为抗日。
他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死报效祖国。
冯玉祥被吉鸿昌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起吉鸿昌说：“没说的，咱们同心协力干，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
”
冯玉祥又致电两广、上海的将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述抗日决心，请求募捐支援。
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抗日言行非常不满。
便玩弄权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谈国是”。
冯立即予以拒绝，复电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希国民政府立即动员抗战。”
并提出12条建议，作为最后呼呈。
蒋介石见冯玉祥拒绝入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去张家口访冯，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
但冯不上蒋介石“调虎离山”的圈套，向来人明确表示：“蒋介石如果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官问题。”
“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的可能!
”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派黄少谷持他的亲笔信再次去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去南京商谈。
冯玉祥对黄少谷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公和中央要员皆应北上。
现日寇深入，已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
数日后，蒋介石又派李烈钧来游说拉拢冯玉祥，冯慨然表示，他和部将“只有上火线与倭寇一拼，一切名义，概不愿任”。
蒋介石来到保定后，汪精卫又发电请冯到保定与蒋介石谈谈，冯不予理睬。
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懋功访冯，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南下，电云：“迭电奉邀，未见命驾，同人日切翘盼，兹特再行电请，希即入京，共策大计。”
冯玉祥看完电报对左右人员大声说：“我冯玉祥宁为抗日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
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失守，察省形势危急。
张家口军民组织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民众武装抗日。
5月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
冯玉祥抗日大旗一举，察省民众立即响应，全国各地致电祝贺。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
这支抗日武装虽然装备低劣，但抗日士气很高，一上前线，便捷报频传，很快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向察省的商业重镇多伦挺进。
多伦当地人称“小上海”，是日军的战略据点。
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两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黄旗一带，日军西义第8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
7月5日，正当抗日同盟军挺进多伦，驱逐敌人前哨时，蒋介石因对冯玉祥威胁利诱不成，便决定给冯加上“赤化”罪名，予以武力消灭，并与日军取得默契，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获此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迅速攻占多伦。
7日下达总攻令后，当夜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
天亮之后，敌因获大炮支援，战斗更加激烈。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位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
9日继续进攻，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
---------------
14.悲歌又一曲(4)
---------------
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次突击爬城，因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
11日，吉鸿昌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以为内应。
12日晨1时，发动总攻。
吉鸿昌袒胸露臂，带头冲锋，直逼城下。
这时潜入城内的战士高呼：“同盟军打进城了!
”
“同盟军打进城了!
”
并四处打枪，制造混乱。
日伪军大惊，慌忙向城外逃窜。
同盟军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烈巷战，收复多伦。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汪精卫军队的进攻，冯玉祥只好把吉鸿昌、方振武等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张北、宣化。
他们与何应钦入察部队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
7月18日，中央军的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
冯部只好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止铁甲车前进。
由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部驻在沙城，横在中央军和同盟军之间，何应钦便许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和开拔费50万元，将孙殿英调走。
日军以同盟军攻占多伦，破坏了《塘沽协定》为由，派平贺旅团、茂木旅团联合汉奸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与中央军夹击同盟军。
冯玉祥受到两面夹击，形势十分危急，遂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他的通电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
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请他们“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
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速停入察之师，若仍执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
面对各方强大压力，蒋介石虽未立即开战，但已调集了16个师、2个战斗机队和8列装甲车，与日军一起把同盟军团团包围，并且步步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
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提出四项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
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
冯接此通电后，于7月30日向全国通电说：“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即甘心。”
冯玉祥虽然不畏强压，但日中军事合围愈来愈小，内有财政困难，外无援助，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响。
他召开了军政会，在会上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收取渔人之利。
为了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护。
会上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名义。
冯玉祥再度回泰山隐居。
8月14日临行前晚上，冯召集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20余人话别，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者歃血为盟，用鲜血在日占四省地图处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后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冯玉祥在离开张家口时，吉鸿昌赶到火车站送行，在军列上向冯玉祥陈说利害，劝他留下。
吉鸿昌说：“鸿昌极愿总司令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则史帛留芳。”
冯玉祥无可奈何地说：“鸿昌言之有理，但困难啊，前程维艰，只有激流勇退了!
”
“依鸿昌看，在存亡关头，只能是激流勇进!
你还记得头年咱们游泰山的情景吗?下山则夜雾漫漫，上山则满目生辉。”
“大自然固然如斯，但人事险恶，连最高当局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
我如不暂作退避，处境更加困难，各方面的误解会玷污我一生清白!
”
“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而登日观峰：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望总司令三思而后行!
”
“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
”
吉鸿昌见劝说无用，便说：“鸿昌但盼司令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以待。”
冯玉祥走后，对全军影响很大，不少官兵发牢骚说：“既然冯司令都走了，我们抗日还抗个啥劲！”吉鸿昌为了稳定军心，把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后凋图”挂在指挥部墙上，召集军官开会。
他以松柏喜欢白雪洗面，寒风梳头，在严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来激励大家。
吉鸿昌的话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顺理，使部将们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了眼泪。